前言
在德国，国家仍然利用其工业政策屡次干预经济部门：从1969年借助个别企业（包括萨尔茨吉特公司（Salzgitter）、霍尔兹曼公司（Holzmann）、欧宝公司（Opel）和万乐公司（Quelle））的“救援计划”成立空中客车公司（Airbus）到光伏企业的解决方案以及半导体、芯片的生产。由于国家不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企业家”，一些干预措施因资金不足走向失败。还有一些干预例子不同于上述空中客车的例子，它们着眼于一次性的成效，导致了分配不当且没有起到任何战略作用。
因此，“德国工业战略2030”选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该战略界定了国家干预行为可以视为合理的，甚至可能是必要的情况，以避免国家经济和全民族繁荣陷入严重的不利之中。这种方法也有助于塑造一个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市场经济，并为必要的政治辩论奠定基础。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发现一个国家的企业各自做出的商业决策的总和不足以阻挡和防止力量和经济实力的转移，其原因就是企业仅仅着眼于自身的发展，而不是整个国家的发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激活、推进保护性工业政策才有了正当理由。只有当一个国家经济中的市场力量无法保持其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时，国家才有责任去介入。
“德国工业战略2030”基于可靠的、经过检验的社会市场经济原则，制定了相应标准以证明或否定（通常如此）特殊情况下国家行为的必要性。这有助于有效地限制国家干预，但如果有更高层面的经济考虑需要国家干预，则可以赋予其合法性。
彼得·阿尔特迈尔
德国联邦经济事务与能源部部长
2019年2月5日于柏林
插图与正文无关
目标
《国家工业战略2030》旨在与工业利益相关者一道，努力确保或重夺所有相关领域在国内、欧洲乃至全球的经济技术实力、竞争力和工业领先地位。
该战略是长久确保与扩大德国整体经济实力、国民就业与繁荣的必然要求。
该战略的一个目标是到2030年，逐步将工业在德国和欧盟的增加值总额（GVA）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扩大到25%和20%。
该战略选择实现目标的方式来源于市场经济、私营部门及其相关途径。国家行为目前只作为例外来讨论，并且只有在其他方式都不适用的关键情况下，才可以考虑国家行为。
德国与欧盟也长期致力于推动全球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坚决反对他国强行干涉市场经济进程并系统地保护德国的经济利益，从来给全球带来更大的市场、更繁荣的经济。
起步现状
德国目前的国际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工业实力。随着德国工业在国内总价值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达到23%，德国已领先于欧盟各国，并在国际上也位于前列。
由于德国始终坚持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德国在国际上也成为了成绩斐然的工业大国。德国工业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和创新力。2015年，德国投资530亿欧元用于研发，相当于德国私有部门85%内部总开支或私有部门在总价值总额中所占比重的四倍。
挑战
主要发展中国家低工资、低生产成本的优势在德国强大的工业技术与质量面前显得相形见绌。然而德国的这一优势正在逐渐消失。这些国家正通过发展技术专长、合资企业或并购欧洲企业等综合发展方案迅速迎头赶上并扩展其技能。这导致了原本独占鳌头的德国企业也开始面临日益加剧的竞争压力。只有当这些新兴国家的工资与社会成本缓慢增长后，这种优势的转变才能逐步放缓。
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就失去了在消费电子行业长期以来的领先地位，而日本、韩国等国家则迎头赶上。从那时起，这种损失就再无回头之路。
随后，这引起了连锁反应，使得欧洲无法在电信技术、计算机和消费电子（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等新领域站稳脚跟。
创新型碳纤维材料主要在德国境外生产。
作为工业大国，汽车产业的成功对德国至关重要。然而，这一产业也面临着尚未成功克服的重大挑战：越来越高的减排要求、替代性交通工具与电动汽车快速发展、自动驾驶技术取得重大创新、全新的移动出行理念也可能造成颠覆性的营运模式。
目前，全球闻名的平台经济互联网公司几乎被中国与美国独揽，而德国与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则被排除在外。这一形势似乎还没有发生改变，而德国需要采取行动。
在人工智能领域，虽然德国的基础研究仍然强大，然而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应用和商业化领域却明显落后。目前，德国企业与领先企业的差距仍未缩小，并且似乎在日益扩大：任何一家美国大型平台/软件/移动硬件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都是德国企业无法企及的。德国必须在人工智能领域集中企业、科研和政策的力量，消除主要技术的竞争差距，创立自己的数据主权，充分利用新关键技术中的经济潜力。
欧洲有可能无法赶上新生物技术的国际发展，或者如果确实赶上了，也有可能再次掉队。
新的、在全球获得成功的大型公司正在几乎所有的高端创新领域涌现，尤其是数字化和人工智能领域，其庞大的资金和市场实力超过了德国DAX指数中的任何一家公司（德国DAX指数中包含了30家主要的德国公司）。德国在创新领域的这一大趋势中缺席了。在创新领域，成功的德国和欧洲初创公司越来越多地获得美国的风险投资基金资助。这种资助从一定规模开始，然后逐渐将这些公司转变为美国企业，投资的资金越多，转变的过程就越快，而这些公司也就越成功。
如果要长期保持德国工业的未来生存能力和竞争力，必须能够及时认清和预测全球发展路线。清楚地了解当前实力可以防止德国错失即将到来的变革。前车之鉴是，日本索尼公司刚刚庆祝完它的音乐CD全球销量最高，达到其巅峰不久之后就没落了，索尼再也没有机会将其袖珍播放器“随身听”的技术发展到iPod的水平。
德国最主要的国家竞争对手已经做出行动，并且都在重新定位。具有代表性的示例如下：
在美国，技术发展主要由苹果、亚马逊、谷歌、微软和通用电气等大型科技集团推动。它们在人工智能、数字化、自主驾驶和生物技术方面的研发总共投入了数千亿美元的资金。奥巴马政府为这种发展提供了广泛的支持。而特朗普政府正努力通过“美国优先”政策振兴和保护钢铁、铝、汽车工业和农业等传统工业部门，试图将此前丢失的份额重新转回美国。
日本经济的优势尤其包括人工智能、联网机器和机器人技术以及汽车工业。日本软银集团为网络技术（人工智能、联网机器和机器人）设立了愿景投资基金（Vision Fund），该基金将在十年内增长到1000亿美元。
在工业政策方面一个特别成功的国家是中国，在2015年启动了“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通过积极的工业政策来加强十个关键技术领域，包括信息技术、高端机器人、航空航天、海洋产业、电动汽车、交通与铁路、生物制药和医疗技术。2017年，中国宣布寻求在2030年之前，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世界领先者。2018年7月，国有集团招商局决定设立10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新时代科技基金”，用于投资中国和世界各地的科技公司。而通过“一带一路”，中国正试图确保销售市场和物流的安全。这一战略将市场经济原则与积极主动的国家政策结合起来，到目前为止已证明是最成功的。具有国际地位的公司已经在中国涌现，未来几年，这些公司可能垄断整个工业领域的技术，从而导致国际竞争彻底实效。
工业政策在世界许多国家中兴起。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国家完全依赖市场力量来管理当前事务。封闭与保护主义也逐渐抬头，但它们是否能成功还有待怀疑。
改变游戏规则的突破性创新
“突破性创新”的时间间隔更长，对经济的重要领域甚至是所有领域及其增值链都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典型的例子就是蒸汽机、铁路、电力开发、内燃机和汽车、飞机、无线电和电视、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明。
当今最重要的突破性创新就是数字化，尤其是人工智能应用的快速传播：如今，大型互联网平台拥有大量的资金和数据，正在成为创新的驱动力，改变全世界的附加价值链。
目前为止，德国与欧洲并没有参与其中，给其他领域造成了失去竞争地位的巨大风险。一些大型相关领域（如交通、医疗卫生、数字云学习（远程学习））的“入场券”还未告罄，但世界上许多公司也正在努力，在这些领域发挥全球领导作用。
人工智能的应用可以说代表了自蒸汽机发明以来最大的突破性创新，因为它们平等地延伸到所有经济、工业和服务领域、物流和运输、工作、私人和社会生活。各种应用都通过机器学习不断优化与进一步发展，这代表创新过程正在经历进一步加速。未来关键的人工智能应用包括自动驾驶与医疗诊断。德国在该领域的基础研究仍然强大，但是实际应用方面则明显落后。
就自动驾驶而言，如果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的数字平台来自美国，未来汽车的电池来自亚洲，那么德国和欧洲在这一领域的损失将达到50%以上。而且这些影响，远远超出汽车行业的本身。因此这个问题不仅仅关乎该领域的公司，还关乎经济乃至整个国家的利益相关者。
机器与互联网的相互连接（工业4.0）则是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突破性技术。（生产）机器构成的“真实”世界和互联网构成的“虚拟”世界之间的区分正在日益消失。机器通过互联网与其它机器及人类进行连接。互联网被赋予了一个新的维度；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工业生产中应用互联网技术逐渐成为标配。在这种机器和互联网的融合中，哪一方将起主导作用还完全不清楚；这一变化才刚刚开始。
未来更进一步地突破性技术可能是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新材料和轻量级建筑技术以及量子计算的发展。
德国国家工业政策的参考点
将工业在经济附加值总额中的占比提高到25%对于德国来说是合适的，也是可能的。但对于欧盟来说，这个任务就要艰难得多，因为很多国家还在全面开展去工业化进程。然而，逆转这一趋势才符合德国的经济利益，因为欧洲工业的复兴可以为所有欧洲国家提供重要的发展动力。因此，到2030年，整个欧盟的工业占比应增加到20％。
强化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也至关重要，因为这些中小企业正是德国的特色优势。许多中小企业已经用高度专业化的产品和应用（隐形冠军群）“征服”了部分世界市场，具有强大的技术专长和竞争力。然而，由于快速的创新进程，尤其是数字化进程，他们特殊的技术能力经常可以在其他领域被发现，这给中小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此中小企业需要个性化的优惠与扶持。
德国与欧洲的龙头企业：规模是关键！
在美国和中国，许多大型的全球市场参与者已经羽翼丰满，特别是在电信技术、互联网和数字化领域，这推动了这些国家在一些领域的增加值大幅增长。
鉴于当前的全球市场，德国或欧洲的公司合并是有用且有必要的，但由于现行法律过分强调国家和地区市场，这些合并往往都失败了。因此，必须在适当的情况下重审和修改德国与欧洲的竞争法，以便德国与欧洲的公司还能以较高水平参与到国际竞争当中。
只有在极其重要的情况下，国家才会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充当股份的购买者。但是，总的来说，国家持有的股份可能长期不会增加，这就是为什么要考虑建立国家参与机制，并要求政府定期向议会汇报任何参与的程度。新接管的股份原则上必须通过其他各方的私有化来平衡：
原则上，每一项干预都应受到限制。只有当干预对于实现经济目标是必要、恰当的情况下，才可以实施。
就电池生产这一对附加值极其重要的问题而言，国家可以组建财团提供援助，这种形式的援助是有用且充分的。
而在平台经济、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等极为重要的问题上，国家可以直接参与（如当年空客的建立）以实现这一目标，这种干预也是必要的、合理的。（人工智能-空客）
监管政策的原则
必须坚定不移地遵循市场原则与比较优势原则（大卫·李嘉图）。遵守与坚持这两项原则也符合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如果在可见的未来无法为全球市场经济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德国和欧洲必须采取比以往更积极的行动来抵制其他国家不正当的竞争。否则，成功的企业就会陷入不利的境地，并可能由于其他国家的干预被拒之门外。这意味着：
1. 重审并尽可能改革现行的补贴法和竞争法。
2. 一些具有突破性影响的创新领域能获得强大的竞争力，服务于国家的整体经济利益，对于这些领域国家应施行限时补贴。
3. 对倾销和滥用市场主导地位的行为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4. 一些领域的企业规模对于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德国应推动这些领域的公司合并。
欧洲维度
目前，欧盟和欧元区对财务问题进行了过多的讨论与决策，但较少地关注经济政策这一基本问题。目前，讨论经济政策各个方面的几种不同理事会（竞争力理事会、贸易理事会、电讯理事会、能源理事会）都过于分散，没有一个集中的理事会，将所有不同的方面汇集在一起，进行讨论与决策。
欧洲模式的“工业之友”是朝着正确方向迈进的第一步。除去这种不具法律约束力的交流，欧盟在未来还需要一个“工业部长理事会”，从而减少当前处理单一事项的个别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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