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制造领域源头创新的中国机遇

在中国的创新版图中，源头创新早已不再是一个新词。

过去十多年，处在追赶期的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国内企业在模仿跟踪中努力从低端向中高端迈进，虽然也出现了像华为这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但源头创新能力尚未建立起来。

这导致了两个问题，一是在缺乏原创性技术和产品的情况下，产业规模不断扩张，造成了一些产能过剩，大而不强；另一方面，当企业走过了跟踪模仿阶段之后，再往前走却找不到方向。

华为称得上是后者的一个典型代表。在去年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华为总裁任正非提出，华为现在的水平尚停留在工程教学、物理算法等工程科学的创新层面，尚未真正进入基础理论研究。华为已前进在迷航中。重大创新是无人区的生存法则，没有理论突破，没有技术突破，没有大量的技术积累，是不可能产生爆发性创新的。

国内最大的通讯技术公司华为

在早期的任正非时代，行业之间的界限非常清晰，企业越是在某一个领域深度挖掘，就能形成核心竞争力；但最近这些年，能够产生机会的反而是不同行业的交叉地带。

像无人驾驶，既属于交通又属于互联网，同时还是智能终端，在人工智能这个新业态中，出现了很多行业融合的趋势。

当前，中国的需求端在快速进步，部分应用场景已经超越发达国家，如果能有效地连结中国的需求端和海外的源头技术，将形成国际协同创新的新棋局，中国人将以新的创造性角色参与其中。

而中国与国际间的协同创新，大多掌握着前沿专业技术的70后、80后美国教授们，也普遍对与中国的产业合作充满兴趣。

著名的MIT媒体实验室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创新中心项目主管Colin Topper Carew，正是对中国充满兴趣的美国教授之一。Colin Topper Carew当前的研究方向是体验式空间社区，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中国拥有知识资本、科技驱动力和资源方面的优势，与中国的合作将会形成多方共赢的结果。未来，中美两国也应该在更多的领域找到合作的方式。

不止是美国，牛津大学计算机系原主任Bill Roscoe已经把他对中国的兴趣变为了行动。不久前，他在深圳指导成立了和信中欧金融科技研究院，从事与产业紧密相关的金融技术研究工作，6月5日研究院已正式投入使用。该研究院聚焦在区块链技术、身份识别与认证技术、安全支付技术以及金融相关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等领域的产业化，已经成功结合深圳本土的需求孵化两家公司。

Bill Roscoe在和信中欧金融研究院成立现场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对接国外的先进技术也成为了越来越主流的选择。

20年前，中国的企业需求还处于在很低端的位置，与国外实验室的研究差距几乎称得上遥不可及。但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的企业往上爬得很快，他们开始需要国外实验室的一些前沿、概念性的技术。

中外双方因为诉求互补合作的案例越来越多：有做OLED服务的深圳公司对接上了从麻省理工学院拆分出来的创业公司Kateeva；有做通讯解决方案的上市公司投资了美国一家智能硬件企业，并希望未来能寻求产业层面的合作机会；还有做生物医药的企业家，在美国的实验室找到了感兴趣的技术。

创业公司Kateeva提供OLED技术解决方案

但从海外的源头创新到中国的产业化，如何跨越中间的鸿沟？

源头创新关注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由它们通过技术转化，把源头创新变成可应用的产品是有效途径。中小企业的特点是市场敏感度高，对需求端把握能力强，但是需要技术创新能力的补充。

不是每一个科技型中小企业都要做成IBM、谷歌，这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中国在之前的产业追赶期造成了大企业崇拜的后遗症，相反对中小企业很忽视，甚至是歧视，未来，科技型中小企业对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应该有更积极的定位。

事实上，与海外企业或创新机构合作，并不是中国最近才有的新现象。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少数中外轿车合资企业建立，但在那个阶段，并没有真正形成中外互补的局面，中国人的角色还远没有到不可或缺的程度。这种不对等的状态下，以市场换来的也并非真正前沿的技术。但现在，最大的变化在于，在很多领域，中国的需求已经比发达国家更进一步，尤其是在智能互联网这一部分。

Bill Roscoe举了个例子，牛津大学几乎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金融科技技术，但在应用场景端，中国的二维码把这个技术应用到了极致。创新技术在应用端的快速发展，正是中国对Bill Roscoe的一大吸引力。

二维码技术的大范围使用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为什么新技术能够在中国更快地流行起来？除了人口基数庞大外，学者们也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学者们一个直观印象是，中国人其实并不保守，相反对新事物包容性强，几乎能无条件地拥抱新技术。某种程度上，中国是最拥有全球化思维的国家。

源头创新所带来的社会变革也对政府规管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不久前，百度无人驾驶汽车违章被查的新闻背后，暴露的正是新业态规管问题。很多基于跨界产生的商业模式出现后，政府的规管将可能比技术更大程度影响到商用。过去的风险投资会尽量绕开政府因素，但今后如何创造性地把政策问题解决掉，使之变成产业发展的机会，这是中国可以去努力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