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今天的中国制造，更应当注重经构调整和增长方式, 互联网它依托的数字经济、比特经济，需要的更多是知识、技能这样的高智商人力投入。我国具有规模化的制造业基础，从而实现单个设备与网络联接、试点企业联接、与规模化的企业联接,更多基于服务的工作，以及创新的工作将出出现，以工业4.0的牵引和导向，有助于我们快速实现经济结构转型。
今天的中国制造，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困扰是产能过剩、过度投资和巨额债务。例如中国钢铁产能已多达每年10亿吨，实际产出为7亿吨，占全球钢铁产量的46%（来源：英国金融时报）。在这一个大背景下，我们并不能追求规模及人均产出，反而更应当注重经构调整和增长方式。互联网与工业融合的增长方式跟过去机械及电气时代所代表的实物增长特征完全不同，根本差异在于互联网它依托的数字经济、比特经济，其背后所需要投入的原材料价值是极其微薄的，而需要的更多是知识、技能这样的高智商人力投入。这便是里夫金所说的零边界成本社会。
当然，这种增长遵循网络经济规律，即产生的效益与连接的平台成正比。当工业与互联网的联接达到一定数据时，爆发出的经济效益将是指数规模的。我国具有规模化的制造业基础，从而实现单个设备与网络联接、试点企业联接、与规模化的企业联接，在这种情况在某一个行业都能成为现实。
另一个角度来看，虽然人口红利已不存在，但我们制造人口大国，就业人数庞大，任何一点变革，可能引发一个群体的失业。而互联网的本质是透明、是公开，是信息的自由流动。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将变得更加高效、高产，将更多的浪费环节通过互联网的高效方式消灭掉，人类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空余时间。里夫金所说的工业革命中间的盈余的工作方式将会出现，更多基于服务的工作，以及创新的工作将出出现，这一切都有助于我们快速实现经济结构转型。
虽然在《中国制造2025》提出后，我国的决策者更多倾向于采用德国模式，主要考虑点是一是认为德国路径比美国路径更容易实现；第二是美国的工业空心化严重。但我认为德国模式相对难度更大一些：
一、要具备宏观微观两方面条件
首先是我国企业的基础管理薄弱，思想改变周期较长。这一点在上面已提到了，我们必须在宏观、微观两个方面具备条件。
二、注重工业4.0的牵引和导向作用
德国模式更强调工业2.0、3.0、4.0的串行发展，而我国地域发展严重不均衡、行业发展不平衡，绝大多数要补课，采用一种较为通用的模式来提升困难很大。这必然导致周期长，见效慢。相反，工业互联网模式虽然是上而下的，对企业内部的改变不如德国工业4.0，但这种牵引和导向是今天最为可贵的。
三、更多采用网络效应，平台化服务
我国制造业当前效益水平普遍不高，无法保证持续性、高水平的资金投入，而工业4.0正是一种这样一种持久的改进。工业互联网相对来说，由于更多采用网络效应，平台化服务，对企业的负担会少很多。
四、 整体优化更为重要
最后，我国制造业目前最为紧缺的整合供应链、价值链，形成一体化力量参与国际竞争，而并非国内企业之间相互比拼，因此，基于工业物联网的价值链整合，整体优化更为重要。
大道至简,知易行难，让我们共同探索、分享和激发，践行知行合一,必然会得到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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